近几年网上关于“高考移民”的痛斥热度逐渐高涨，而有没有人想过，自隋朝到清末，传承长达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教育水平不一，为了让落后地区的人才也能被公平录取，从明代开始，科举取士就采取了分区配额制度。由于古代籍贯管理不到位，为了科举迁户口简直不要太容易，这种科举移民行为，被称为“冒籍”。

“冒籍”一说，其实从唐代就有了，当时也叫附贯，即指将自己的姓名附在别人的户籍上。不过唐代没有分区配额，士子们冒籍的目的比较单纯，一般是将自己的父祖姓名改成望族大姓，或者花钱购买他人的门第资望，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家世身份，增加中第的概率。在武则天天授年间，当时的左补阙薛登就汇报过选举舞弊现象，直言有士子“或冒籍以偷资”。

宋代的情况与唐代差不多，由于宋代乡试的日期不一致，举人就可以多处投考，在邻近州占一个户籍，寄希望于多试必有一得，甚至有的一次考三次乡试，“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还有冒充自己兄弟姓名考试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写过一件事，有一个叫师浑甫的人，他文采出众，名气也大，考进士可以直接入礼部省试，不需要参加外府考试。可这个人比较高傲，拒绝参加省试。他的弟弟得知此事后，就瞒着他冒名参加，结果还中第了，搞得此事人人皆知。

元代比唐、宋都特殊，是少数民族政权，科举政策对少数民族有所倾斜，所以就滋生出改汉人姓氏为少数民族姓氏、伪造少数民族身份的现象，钻考试优惠政策的空子。《续文献通考》记载：“元丞相巴延曰：子多以赃败，又有伪蒙古、色目名者。”

明代之后，籍贯差异对科举影响更大了，富庶地区的竞争十分激烈，反观云贵等边远省份，人才匮乏，甚至生员都不够。江南地区的考生去了那边简直是降维打击，即使朝廷出台保勘制度打击冒籍，可科举及第的诱惑还是让无数人忍不住铤而走险。而明代的南北直隶政策更是让冒籍更加肆无忌惮，原因是顺天府、应天府这种都会的名额远多于其他地区，录取率极高。所以很多官员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侄送去南北直隶考试，这也进一步形成了明代的官宦世家。

到了清代，冒籍问题可以说是历朝历代的集大成者了。在《清实录》中，除了科举被废的宣统时期，其他九代都记载了不少冒籍资料。清代文化呈南强北弱之势，为了保证南北区域平衡发展、扶植边远省区，让文教比较落后的地区士子也能有入朝为官的机会，清朝同样采取了分省定额取士制度。可这样一来就苦了江南的士子了，受录取名额所限，与其在当地内卷，还不如冒险去云贵、广西等地考试。

乾隆二十五年（1760），鞠恺上奏报告说，有其他省的人靠着父兄亲友的关系混入广西考试，破坏当地的文风。乾隆三十二年（1767），贵州学政陈笙也上奏说贵州每年都有大量湖广、四川等地的士子来冒籍窜考。这种行为不仅妨碍边疆地区的土著士子考试，还激化了土客矛盾。乾隆三十八年（1773），广东布政使姚成烈奏报当地土客冲突不断，许多土著童生攻讦寄籍童生冒籍，“原籍未除，有原籍可归”，可实际上有的寄籍童生只是原籍有一些远祖亲戚罢了。而当地的地方官也不清楚其是否有原籍可归，于是胡乱下判断，强制寄籍童生回原籍应试，甚至报捐已久的贡监生也取消资格。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自然导致土客之间纠纷不断，平添许多争讼。

偏远地区虽然文风简陋，比较好考，但名额也相对较少，因此，江南士子们又盯上了名额多的北地，其中多以冒籍顺天府大兴、宛城两县最严重。乾隆十年（1745），顺天府府丞郑其储就上奏说：“南方人人冒捐北监入试者多，请求彻查冒籍”。收到奏请后，乾隆十分重视，立刻下谕责令整改，然而这次整改也没起到杜绝作用。乾隆二十一年（1756），顺天乡试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冒籍事件，这次查出榜上冒籍者31人，这些人不仅自己被革职，还连带身系官职的父兄也被罚“笞五十、罚俸九个月”。

同时，清朝也对少数民族的科举考试采取了优待政策。清初的一段时间内，不服统治的苗民频频起义，无奈之下清政府决定怀柔对待，在科举上增加当地的学额，还让落第的举人在当地充当官员，于是某些汉族士子便冒充苗族籍考试。在清朝还有一类特殊的考生，那就是旗人。旗人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保障都与民人有天壤之别，在科举考试中，旗人是单编字号，竞争小、录取率高。因此，民人便想办法假托自己为汉军养子、养孙，来冒充汉军旗籍人。

科举制度发展了一千多年，虽然能稳定地为中原王朝供应人才，但冒籍问题也暴露了科举取士的漏洞。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再加上随着社会发展，人口逐渐增多、流动性越来越大，士子的户籍管理愈发难如登天，即使历朝历代统治者想方设法整顿，也依旧无法遏制士子冒籍应试的趋势，科举制度走向式微也是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