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品达

随着欧美经济体逐渐复苏，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严重的“用工荒”，使此前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雪上加霜。为此，多国近期推出一系列“争抢移民”的政策，包括简化流程、降低要求、提供永久居留许可等。

今年以来，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全球经济中的需求上升，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出现短缺。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许多国家出现了“辞职潮”，劳动者要么选择提前退休，要么因担心感染新冠而不愿恢复工作。美国的空缺岗位总数甚至已超过失业人数。英国则因为脱欧又流失了一大批欧盟劳动者，脱欧和疫情双重冲击使英国劳动力短缺格外严重。

受此影响，全球移民政策进入了一个放松的时期。根据OECD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去年由于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和交通陷入停滞，前往OECD成员国的移民总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是，随着用工荒的出现，今年的移民人数将有所回升。

德国联邦劳动局局长德特勒夫·舍勒（Detlef Scheele）此前曾表示，德国的高技术劳动力短缺严重，可能需要每年引进40万移民来解决这一问题。德国新推出的《高技术移民法案》放松了工作签证的要求，还允许移民先到德国找工作半年。

劳动力短缺导致德国享誉世界的职业教育系统受到了严重冲击，疫情期间可谓“完全崩溃”，学徒培训合同签订的数量已经降至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

加拿大9月举行大选后，仍以自由党为首的新一届政府推出了吸纳移民的计划，目标是在未来三年内吸引120万移民。该计划比去年推出的类似方案规模更大，去年的计划中三年内吸引的移民总数约为100万左右。

澳大利亚的矿场、医院等也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从下周起，澳大利亚政府将放松入境限制，允许已接种疫苗的签证持有者入境澳大利亚，并计划将明年允许入境的移民总数扩大二倍。

以色列则采取了双边协议的方式引进移民。以色列与尼泊尔两国政府签订的引进尼泊尔医疗人员的协议即将开始执行，首批将有500名尼泊尔人前往以色列从事医疗工作。

受老龄化趋势影响，传统上很少接纳移民的日本也开始改变相关政策。此前，根据一项2019年的法律，农业、养老、卫生等14个行业的劳动者可申请日本工作签证，但为期仅5年且不能携带家属。法务省官员上周四表示，日本政府计划从2022年起向更多行业的劳动者提供无限期的工作签证，且可以携带家属。

这些政策变动反映出疫情期间全球人口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突出。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更加显著，与此同时许多低收入国家有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劳动力短缺已成为欧美国家经济政策的一大难题，对未来的生产率和经济复苏进程都有深远影响。

因此，欧美国家民众对于移民的态度与2015-16年的全球难民危机期间的低谷相比也有了微妙的转变，今年年初的一份民调显示，有49%的英国民众希望减少移民数量，这一比例降至了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这一轮移民政策的放松是否会带来一波全球“移民潮”尚有待观察。发达国家民众对移民的敌意虽略有减轻，但仍潜藏着一些反向因素，一旦浮出水面可能导致民众对移民的态度再次逆转。

首先是8月以来阿富汗局势动荡可能引发的难民潮。8月中旬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之后，就有大量阿富汗人出逃，其中大多数前往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些难民可能随后辗转前往欧洲。近期，由于国际援助断流，阿富汗经济处在崩溃边缘，贫困也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阿富汗难民。

另外，非洲多国政局也出现动荡，从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难民也可能会增加。苏丹今年10月发生了军事政变，埃塞俄比亚的内战愈演愈烈，非洲北部萨赫勒地区极端组织仍在活动。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非洲难民取道地中海进入南欧。就在一周前，一艘载有92人的难民船在利比亚海岸附近倾覆，致75人溺亡。

难民的增加使欧洲担心2015-16年的难民危机是否会重演。当时，来自叙利亚等国的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德国等国家最初采取敞开国门、欢迎难民的政策，但2015年末以后民意逆转，不仅导致移民政策收紧，还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对欧洲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