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20年到1924年，约有34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那些留在美国的人部分地同化了，他们的子孙则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从1965年到2000年，另有2300万移民来到美国，大多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这给美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移民，而是移民同化或不同化。这些移民和随他们之后而来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会在多大程度上遵从原先的移民的做法，成功同化而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成为忠诚的美国人，放弃别的国籍，并且在信仰上和行动上拥护“美国信念”的原则？

美国并不是遇到这一问题的唯一国家，所有工业化的富国都一样。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全球人口流动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许多人是由一个欠发达国家流动到另一个欠发达的邻国，但也有空前之多的人进入了或想要进入富裕的国家。有合法移民，还有非法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美国的移民当中，约有１／4是非法的。英国政府的移民与国籍管理局在2000年估计，每年非法进入世界各国者约有3000万人之多。贫穷和经济发展都对移民起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工具既第三部分对美国特性的挑战多又费用相对低廉，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迁居国外并与自己祖国亲友保持联系。据1998年统计，出生于国外的人占全国人的比例，在瑞士为19%，在德国为9%，在法国为10%，在英国为4%，在加拿大为17%，在澳大利亚为23%，在美国为10%。

移民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想迁居西方国家，而与此同时，多数西方国家又出现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保持人口稳定的出生率2.1。1995年至2000年，美国总人口出生率为2.04，但德国仅为1.33，英国为1.70，法国为1.73，意大利为1.20，日本为1.41，加拿大为1.60。人口出生率如此持续走低，意味着人口老化，最后导致人口下降。以日本为例，若不提高人口出生率或增加移民，其人口在2000年为1.27亿，到2050年将下降到1亿，到2100年将再下降到6700万。到那时，约１／３的人口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要靠少得多的有工作能力的人赡养。欧洲的人口和劳动力也会急剧减少，除非人口出生率迅速升高或吸收外来移民。这些国家人口下降，不一定会使个人富裕水平降低。然而，尽管生产率提高，但最终仍会带来一国总的经济产值降低以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降低，从而使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降低。从长远看，要避免人口减少，就必须提高人口出生率，但这就需要在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上有重大改变，而以往政府为提高人口出生率所作出的努力并未明显见效。

移民压力大，而人口可能减少，这二者加在一起，就促使有关国家允许更多的移民入境。就近期而言，移民有助于满足劳动力的短缺，即使在近10来年失业率颇高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劳动力短缺，就更加需要移民劳动力了。然而，大部分移民只能来自文化很不相同的国家，因此而出现的问题是，欧洲富国社会如何容纳大量的非洲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美国社会如何容纳大量的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等。

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以及保持国际地位和影响的角度看，吸纳移民会有很大好处，然而要付出的代价也很高：政府服务开支增多，就业机会减少，工资降低，本国原有工人福利下降，社会两极分化，出现文化冲突，信任感降低，国民同一性的传统理念受到损害。移民问题可能在精英群体中间引起严重分歧，在公众中间引起反对移民的情绪，给民族主义政客提供利用之机。

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有些学者针对他们认为的移民威胁，提出了“社会安全”的理念。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勒·韦弗等人的解释，“社会安全”是指“社会在经历变化、遭受可能的或实际的威胁的条件下坚持其固有特性的能力”。它包括“在可接受的演变的条件下保持传统模式的语言、文化、社交、宗教信仰、民族特性和习俗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移民。各国应付这一威胁的办法，可以是以下三种之中的一种，或两三种的某种组合。粗略地说，它们是：不要或基本上不要外来移民；对移民不作同化；对移民加以同化。这三种做法都被采用过。

第一种做法，即限制移民，包括限制人数、提高允许入境的标准，包括技能、教育水平或来源地（美国1924年就这样做过），或者只允许移民停留有限的时间，如欧洲一些国家实行的“客籍工人”计划，以及美国实行过的短期合同工和Ｈ—ＩＢ计划。日本历来不欢迎外来移民，它2000年的全国人口中，在外国出生者仅占1%。迫于人口老化和最终下降的前景，日本政府曾考虑适当放宽移民政策，但受到了强烈反对。在欧洲，从历史上看，除法国以外，其他各国也是向来不愿充当“移民第三部分对美国特性的挑战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中期，法国有些领导人提出了“零移民”主张，政府也采取了若干措施来限制移民。同一时期，德国有些领导人采取了类似立场，政府从法律上加强了对难民和避难的限制。这些动成败参半。进入法国的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均超过10万人，至1995年降到约7.5万人，但至1998年又升到13.8万人。进入德国的移民1992年达到120万人的高峰，至90年代后期下降了大约一半。美国的做法却与其他富国不同，它在1990年将合法移民的限额从27万人提高到70万人，整个90年代合法移民总数（包括限额外批准入境的人数）达到9095417人，大大高于80年代总数7338062人。

第二种做法，是对移民采取消极政策，不在同化上面下工夫。当来自文化很不相同的国家的移民人数众多时，就可能出现移民聚集的社区，他们自成一体，与外界社会不相往来或很少往来。移居法国的北非人和移居德国的土耳其人以及另一些欧洲国家内的移民就是这种情形，但这种做法导致了这些国家民众一致要求减少移民的呼声。对移民不作同化，会引起反对移民的压力，因而通常难以持久。

第三种做法是接受大量移民，同时促进同化，使他们融入本国社会和文化。欧洲国家以往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遇到大量移民，感到同化工作难做，因而采取限制的方针。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过成功的经验，只是1924年对移民采取限制措施后，移民锐减，使移民美国化的压力减少了。

20世纪60年代起，来美国的移民又增多，使如何同化的问题变得突出了。存在几种现实而又困难的选择，选择方案是明确的：是否应该急剧减少目前的移民名额？或者，是否大致接受目前的移民水平及其来源地组成，又不再进一步促进其同化？或者，是否大致接受目前的移民水平及其来源地组成，并大力促进其同化？若促进同化，又是何种同化？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性面临的挑战哪一种方案或方案组合最有利于促进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增进社会团结，推进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增强美国的国际影响和实力？考虑到美国现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哪种方案或方案组合切实可行？

《谁是美国人》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

ISBN:978-7-5011-9090-4

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

定价：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