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场位于宜宾县城西北七十里,是明清时期岷江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和场镇。从地理位置来看,高场北接真溪、蕨溪,由此可通屏山、沐川两县,东对黄伞、草池,临近越溪口,由此可上连荣县。岷江从场边而过,可上达犍为,下达宜宾,是南北货物船行必经之所,可见其地理位置的优越。
又从地理环境来看,县内的大山青山和统山自北而来,横亘在场镇之西。从主峰延伸而下的余脉,在场西形成了起伏不平的丘陵区。在场东,地势平坦,在岷江冲击下形成了七家坝、五家坝、甑子坝、清油坝等肥沃的坝区。从统山发源而来的赤水溪,在山丘中迂回婉转,在场南注入岷江。与之隔江相对的,是一大片临江矗立的红色山崖,其“岩若壁立,俯瞰大江,色若绮霞”(嘉庆《宜宾县志•山川》),这便是著名的宜宾古八景之一“丹山碧水”。高家场便修建在丘陵和坝地交界的山埂之上。
高家场位置图/选自光绪《叙州府志》
一、清代高家场的风貌
高家场建于何时,并没有史料记载。但在场镇附近发现的汉到明以来的古墓,说明了当时已有人在此定居的历史。在宋代时,宜宾县城建在距离高场不远的蕨溪宣化坝。在明代,高家场地区被划入宣化乡的范围。根据口传,高家场起源于高家所建的幺店子,在明代时便已建成场镇,只不过地点是在临江的台地上。当时的场镇修建有石板大路以及围墙,规模不小。在明末清初,因为战乱的原因,原有的场镇被遗弃,仅剩下遗址,故被当地人称为“老场上”。
根据其他史料,我们也可以一窥明代高家场的历史。在高家场西的青山,明代曾建有青云寺,在山下则修有梁山寺,明清之交的文人樊星炜曾撰写有《梁山寺募捐疏》,记录了当时寺庙之盛。在青山下的青山坝一带,廖氏家族于明初在此落业。而隔河的大塔乡望族樊氏,也将祖茔建在高家场附近的莲花池,并购置了田业。
康熙年间,高家场一带的社会秩序渐渐安定,新移民开始大量进入,场镇也重新得到了规划。一方面出于坝地的开发和土地的利用,另一方面考虑抵御洪水的侵袭。原有的场镇往西南方向迁移到一处小山埂上。新的场镇由一街四巷构成,和通往屏山、宜宾的官道相连接,主街被称为正街,分为上、下两段,有千米之长。在通往山区和坝区的方向,从正街各延伸出了四条小巷,分别取名为“横街子”、“新街子”、“猪市巷”、“河边巷”。
高家场老街/陈伟平 摄
在场上,高大宏伟的宫观和庙宇占据了街道的中心位置。这些会馆不仅是主要的公共祭祀场所,也是场镇的主要交易场所,更是场镇治理机构的驻扎之地。高家场上的会馆和庙宇主要有五所,在上场口的是南华宫(广东会馆)、在上正街的是禹王宫(湖广会馆)、在下场的是川主庙(川省会馆)和文昌宫,在新街子则是萧公庙(江西会馆)。在场外,还修建有“白庙子”和“古泉寺”。在所有的宫庙中,南华宫规模最大,建筑最为精美。该宫占地近1500平方米,共有六个天井,周身环以高墙,每块墙砖上都印有“南华宫”三字。会馆正门由石雕门栏装饰,石刻对联虽毁,但残缺的“听法虽非曹水畔”,明确地说明了会馆供奉的主神正是禅宗六祖惠能。从大门进入,便是第一进天井,由戏楼、前殿、厢房构成。戏楼由合抱的木柱支撑,檐下安装有碗口大的撑弓,上面镂空透雕川戏场景,鎏金溢彩,栩栩如生,堪为一绝。年中在举行南华会时,在台上会演出数日川戏,成为吸引四乡农民聚集场镇的重要节目。穿过前殿,登上石阶,便是第二进天井。天井正对的是正殿。正殿前为“炮台”,殿中高大神龛内安放着六祖神像,两侧的山墙是典型的“猫公背”,和围墙上的马头墙相得益彰,展现出岭南风格和本省风格的有机融合。
南华宫砖石上的刻字/陈伟平摄
高家场南华宫的风火墙/陈伟平摄
仅次于南华宫的,便是下场的川主庙。该庙也由高大的风火墙围砌,正门向北,由戏台、厢房、前殿和后殿组成。与南华宫不同,川主庙的建筑风格更多体现了本地特色。殿阁的马头墙装饰精美,鳌角高耸,层次错落有致,更显庄严肃穆。除开川主庙,剩下的宫观多规模狭小,建筑平平,直观地反映出不同移民群体在场镇上的地位。
高家场川主庙/陈伟平摄
二、高家场的客家移民
清代高家场的兴衰与场镇上的移民息息相关。根据调查和统计,我们发现清初迁入高家场的移民中,在时间和分布上,具有很清晰的层次性。在康熙四十年以前,湖广移民是本场移民的主力。这些湖广移民大多数定居于场西、场北的浅丘区和靠近青、统二山的丘陵区。在这些移民中,左氏、萧氏、唐氏、李氏、陈氏等都来自于湖南新化、武冈一带,敖氏、游氏、高氏等来自于湖北。其中,陈氏家族祖籍湖广武冈州新宁县,康熙初入川定居于高家场何家嘴,并在此修建祠堂。敖氏家族则祖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川荣昌县,后敖载魁于清初避难才迁至高场附近的青山下。
虽然湖广移民的人口较多,但是,在场上经济和政治地位居于首位的,却是广东籍客家移民。这些客家移民和湖广移民不同,他们大都定居在靠江的坝区,靠种植经济作物甘蔗、烟草、花生为生。刘、曾、黄、伍、冯、简、骆、连、叶是当地“广东人”中的主要家族,这些广东移民来到高家场的不仅时间晚,而且多数因“无地可占”,只能靠佃种起家。如刘氏始祖刘伯通,祖籍广东兴宁南厢黄砂嶂,因“闽粤大旱,生活无着”,不得不于乾隆十六年奔徙入川(《刘氏族谱•伯通公传》)。最开始经永川马龙桥迁到隆昌县落业。乾隆三十余年时,又迁入岷江边上的永乐坝,佃耕土著侯氏的田业。不久,刘伯通又迁入对河不远的高家场七井坝,帮陈姓地主佣工为生。而从广东和平县黄砂而来的曾元和,在雍正五年时迁入高家场石包咀,最初也是以佃种小洞坝业为生。而广东长乐县移民冯魏氏在康熙末迁入天池乡后,其子孙初期也在永乐坝、高家场、牛喜场一带游移迁徙,未得定所。
乾隆末年,这些晚来的广东客家移民和湖广移民在地位和财富上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传说中,这种变化常常被归因于某种“风水”的运作。刘氏始祖刘伯通和其子刘成宗曾善待过被主人虐待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为了报恩,为刘氏父子指出了一块发家的“宝地”。刘氏父子便向主家求得该地,将安葬在永川马龙桥的刘伯通妻子陈氏迁葬而来。安葬之后,父子两竟然在路上拾得两条耕牛,因为无人认领,主家便将其给了两父子,并将一股土地卖给了他们。刘氏由此便从佃户变成了自耕农,家业日渐兴隆,逐渐发展成了高家场的“首户”。同样,老场上的曾元和也有同样的故事。他来到小洞坝一带开垦时,看到老场上附近的一块屋基,四周有各种各样的“象形”石,符合五行相生之道,便在此修建了房屋。此后,曾氏家族便人丁两发,蒸蒸日上。
老场上曾氏老宅/陈伟平绘
但实际上,风水起家的故事,多是这些客家移民为了说明自己财富和地位来自“天意”的创造。真正使他们崛起的,离不开他们较强的农业开发能力。正如川南地区流传的谚语“湖广人怕淹,广东人怕干”所言,湖广移民对于沙土为主的坝地,缺乏开发的经验。而对于广东移民来说,坝地虽然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水田开发,但“坝地所产,惟宜蔗子、花生、烟叶、芋麦、红花、芸苔、南麦等,非若乡沟平原以垦田扎水栽秧树谷”(简阳闽籍《华兆蕙公行述》)。经济作物所带来的利润,在乾隆时代四川经济已经恢复的情况之下,给客家移民带了远比种粮多得多的财富。曾氏家族就曾在坝上修建有新糖房,从事糖业的开发。直到民国年间,高家场坝地上甘蔗密植,是宜宾县岷江流域主要的糖产区之一(80年代高场还建立了机械化的糖厂)。此外,广东客家移民对农业开发的技术尤为精通,乾隆《江津县志•水利》记载“川中农事尤为绝裂,闻闽、广人来倡,率力勤田功,始颇修治‘水利’”。在高家场,以曾氏、刘氏等为首的客家移民在坝区修筑了不少堰塘,留下了诸如老堰塘、新堰塘之类的地名。
得益于农业开发的优势,广东客家移民逐渐占据了场镇的经济大权。也由此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清代嘉庆年间,刘氏家族在短短三十年间,便发展成为了场上的首户。在场镇周围,刘氏各房修建了多处祠宇宅邸。其中,位于场背后的刘氏宗祠,占地面积达三亩以上,祠堂分为两进,雕饰精美,祠宇焕然,不但是高家场附近唯一的宗族祠堂,而且也是规模最大建造最好的一座。此外,刘氏家族还在坝上大鱼塘附近修建了“新房子”和文昌宫附近的“碉楼头”,两座大宅都曾是坝上数一数二的民宅建筑。在民国年间,刘氏家族达到极盛,刘氏二房后裔刘耀奎担任了邓锡侯二十八军的旅长,他在高家场正街的最中心修建了自己的公馆,更加巩固了刘氏家族“高场首户”的地位。
老场上的曾氏家族,是仅次于刘氏的广东移民大族。曾氏家族农商兼营,第一代曾元和时,便“颇号素封”。到第三代荣字辈起,其族人纷纷进军科举,曾荣梿得选千总,曾荣栋、曾学耀、曾绍义、曾绍隆等先后考中庠生。曾荣光、曾荣模、曾集翰、曾集成等受赠修职郎、登仕佐郎等散职。因为科举的繁盛,嘉庆年间的宜宾知县陆成本还特别为曾氏颁给了“长作田间识字民”金匾。
曾元和墓/陈伟平摄
科举和商业的推动,扩大了曾氏家族的社会圈子。嘉庆年间,曾氏家族和县内其他广东客家同姓在小南门内修建了联宗祠。值得注意的是,该祠堂正好和宜宾县南华宫临近,预示着曾氏家族已经参与到了县级的广东移民圈子中。同时,曾氏家族还和金江边柏树溪场的广东魏氏家族、城内大商人广东周氏家族结成了姻亲,这无疑使曾氏家族突破了乡场的限制,走向了更大的社会空间。
七井坝的曾氏家族,祖籍广东镇平县。其祖先于乾隆后迁入宜宾城以贸易为生,是清代宜宾北城著名的商业巨族。在老场上曾氏的介绍下,该族也在高家场坝地购买了墓地和田产,部分族人也在此定居。虽然人数不多,但该家族历史上也曾涌现过进士、举人,其对高家场的地方社会也造成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在场镇上,不同的宫庙都有相应的庙会组织,其中广东客家移民的“南华会”是势力最强大的一个。由于广东客家移民在场镇上拥有大量的街面铺房,故而这些街众成为南华会的主体之一。民国二十九年的一次南华宫地产买卖,南华宫会上街众作为会产的利益主体被写入到了契约中。这群广东客家移民也积极参与到场镇的社会事务。乾隆五十年,曾元和在场外黄土坎置办义田五十亩,以恤贫苦鳏寡孤独者,受到县令褒奖。
三、结语
作为岷江流域的历史古镇,高家场的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特别是这里所保留的移民历史的积淀,为我们了解这一区域乃至岷江沿岸的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好的切口。今日再到高场,虽然场镇已经渐渐湮灭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潮流中,但岷江流域独特的乡土人文风情依稀可以在街闾条巷之中有所感受,历史的脉动仍旧生动有力,就如同浩浩荡荡的岷江一般,源远流长。
作者:陈伟平,来源:巴蜀客家研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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