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教授李井奎202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恰逢美国疫情和大选,他以一个中国经济学人的视角,写下《在哈佛看美国》,记录他所观察到的美国。关于美国移民问题,李井奎教授用经济学的思维给出了全新的视角。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在哈佛看美国》。
《在哈佛看美国》,作者:李井奎,湛庐文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2年2月。
撰文|李井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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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镇上的人每年都会种西瓜,成熟后就拿到镇子的集市上卖。但村庄里的人种的西瓜如果拉来卖,就会有收了钱的地痞来捣乱,把他们赶跑。所以,村子里倘若有种西瓜的,就在自家的村口卖,不敢到镇上去。这样一来,镇上的西瓜往往会卖得比较贵一些。假如来镇上买西瓜的人要买的总量不变,那么,多来了个卖西瓜的,自然会把价格压低,使家在镇上的卖瓜人受损失。
2016年,在美国出生的外国人口达到了4370万。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告诉我们,自从1965年新的美国移民法取代了原来的国别配额系统之后,美国的移民数量翻了四番还要多。移民占到今天美国总人口的13.5%,是1970年(4.7%)的近3倍,但今天美国的移民人口占比依然比1890年的历史最高占比14.8% 要低一些。这4000多万移民中,大约有1/4 是非法移民。
这4370万移民中,差不多有一半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最多,有1070万人,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各有超过450万人。就城市而论,大部分移民居住在20座大型都市中,最大的聚居地是纽约、洛杉矶和迈阿密。而这20 座城市居住的移民占全美移民总人口的65%,大部分非法移民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区域。
如果从经济数据上来看,这些移民聚居的地区也是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因为那里更容易找到工作,也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许多人据此认为,移民不仅不会导致本地就业机会减少,而且还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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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时,我曾经参加了我的合作导师弗里曼教授主持的一个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邀请了一位名叫丹尼尔·金(Daniel Kim)的学者来报告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作“美国的移民与企业家精神”。这篇文章首先肯定,移民的确带来了更大的劳动供给,给本地的工人造成了更大的竞争压力。但是,他们也指出,移民还可以创建更多的新企业,从而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的这篇文章有着广泛的数据来源,还研究了移民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他们发现,移民创造出的工作岗位数量要大于他们占据的工作岗位数量,而且非美国出生的企业创建者比例远远高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
这篇文章的数据和模型逻辑都很扎实,结论基本可信。而且,从直觉上讲,愿意离开家乡到美国来追求美国梦的人,无论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本身都可能更加具有敢闯敢拼的精神,所以,我认为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美国的500强公司中,有204 家是由移民或移民子女创办的。亚马逊总裁贝佐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以及一大批美国著名企业家,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子女。
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劳动力市场与我家乡的西瓜市场是不一样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不对,而是没有考虑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首先,人们移民到美国之后,虽然客观上增加了劳动供给,但是也会产生许多对商品市场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会驱动当地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提升对劳动力的第一部分需求。其次,也就是第二部分需求,是移民拥有的企业家精神所创造的那部分劳动力需求。这些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下来,利用他们这个群体更具创新精神的优势,在创办企业上表现得尤为出色,这又会带来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部分劳动力需求加在一起,很可能会超过移民本身的劳动力供给数量。
《大侦探经济学 : 现代经济学中因果推断革命》,李井奎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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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让人感到信服,劳动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更为有趣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研究外来移民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到底起着什么作用。这就是著名的对马列尔港偷渡事件的研究。
1959 年古巴革命战争胜利后,美国一直封锁制裁古巴,试图推翻古巴政权,建立亲美政权。同时,美国不断诱使古巴人逃出古巴,为古巴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这使得大量民众逃往毗邻古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1966年,美国政府出台《古巴情况法》,规定任何自1959年后到达美国且在美国居住满一年的古巴移民,均可获得永久居住权(即绿卡)。
1980年4月1日,有6名古巴人闯进秘鲁驻古巴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秘鲁大使馆拒绝将叛逃者交给古巴政府,古巴当时的领导人一怒之下宣布撤离保卫秘鲁大使馆安全的警卫,允许古巴百姓自由进入。此后,大批古巴人蜂拥而至,最后整个大使馆站满了人,连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在此情况下,秘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求援。美国、西班牙、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等国先后发表声明,称愿意接收在秘鲁大使馆避难的难民。
4月20日,古巴当时的领导人突然发表了一次讲话,宣布开放马列尔港,允许一切想要离开古巴的古巴人从这里离开,而且还把古巴监狱中的犯人以及精神病人和妓女赶出古巴。结果,从4月底开始到9月底,共有12.5万古巴人从马列尔港离开,涌入美国的迈阿密城区。这些人基本上没有接受或只接受过极少的教育,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永久居住在了迈阿密,这导致迈阿密的劳动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7%。
那么,迈阿密本地的劳动者工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们倘若只是单纯地比较这次事件前后迈阿密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因为,也许这几个月还发生了其他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变化。如果我们观察到马列尔港偷渡事件发生后迈阿密的工资水平没有下降,你可能会说,这并不能说明这些非法移民没有导致本地居民的工资水平下降,而是其他因素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所致。
为了解决这个因果推断的难题,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卡德采用了一种叫作“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他把马列尔港偷渡事件前后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就业率的变化情况,与美国其他四个相仿的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坦帕)居民的对应变化轨迹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古巴难民到达后不久,还是在几年以后,都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这些非法移民并没有影响到当地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情况。
马列尔港偷渡事件,为我们研究移民对迁入地居民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这项研究虽然一直充满着争议,但其结论基本经受住了学术界的检验。当然,经济学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只是提供了一种视角,不过,这种视角还是为我们揭示了某些真相。至少,那些政客拿移民问题来做文章时,原来那套西瓜市场的简单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早已拆穿了他们的西洋景。
撰文|李井奎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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