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70 年代，国外学者发现，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并没有在迁入地永久居住的意愿，移民回流作为跨国迁徙的结果开始受到关注。随后，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跨国主义、社会网络、人才环流等不同理论流派来研究国际移民回流问题，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完全解释这一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回流移民群体的构成日趋复杂，回流动机变得多样，新的回流类型不断涌现。因此，对回流移民进行界定与分类是正确认识相关理论解释效度的基本前提。
总体而言，以下两类群体都被认为是回流移民：其一是返回出生地的第一代国际移民；其二是指那些历史上离散在外移民的后代返回到祖籍地，此类移民又被称为“逆离散移民”(counterdiasporic migration)。这种划分方式尽管注意到回流移民的身份与代际差别，但仍然过于笼统，如移民是否保留回流地国籍？除了“返迁者”(returner)之外是否还具有“难民”或其他政治身份等信息难以辨别。事实上，回流移民政治身份的差异会导致回流地政府承担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并制定区别化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国际学术界逐渐认识到“被迫回流移民”(forced return migration)应当被视作一种单独的类型予以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战争、种族歧视、时局动荡、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造成的被迫回流现象不胜枚举。被迫性的移民回流多伴有突发性与成规模性的特征，给回流地政府带来不小的接收压力。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迫回流移民被认定为“难民”，受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保护，还有一些则是在现实处境上具备一定的“难民”性质。出于国际法规约束与同种族的人道主义关怀，回流地政府应当给予被迫回流移民一定援助。冷战结束以来，政治因素造成的难民与被迫回流移民不计其数，流动范围遍布全球。因此，如何妥善进行安置，避免因移民涌入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困扰许多国家的世界性难题。
中国在接收与安置被迫回流移民上有着丰富经验。早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接收了大量来自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等国的归难侨，并先后兴建了84个华侨农场来安置这些被迫回流移民。回首华侨农场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性社区”到改革开放后“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制度变革。爬梳华侨农场已有研究成果，具有国家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双重意义。首先，中国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华侨农场的发展不仅事关凝聚侨心，还是乡村振兴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回顾以往研究，找准缺漏之处，有助于探索解决华侨农场相关问题的新思路。其次，从世界视野来看，战争、政局动荡、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新冠疫情的蔓延加剧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被迫回流移民现象还将持续发生。因此，以华侨农场为个案，总结中国安置被迫回流移民的经验与历史教训，有利于提供被迫回流移民安置的有益经验与启示。
一、华侨农场研究的进展与成果
华侨农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历史事件，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特殊社区。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华侨农场有着与周边乡村截然不同的建制。农场的归难侨具有国企员工身份，按月领取工资，享受政府提供的公费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其子女在成年后也由政府统包分配工作。然而，华侨农场经济效益差，长期亏损，给国家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1985 年，国家决定对华侨农场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逐渐剥离其行政与社会功能，使其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同时，国家还宣布不再集中安置新的归难侨，并取消对其子女的“统包分配”政策。无论是华侨农场抑或是归难侨个体，都开始直面市场的挑战，经历了“非自愿个体化”的社会融入过程。
新旧世纪之交，华侨农场改革过程中的各类社会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1 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华侨农场的研究日渐深入。根据中国知网检索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文文献方面，共发表86篇学术论文，20余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此外还出版相关研究专著8 部。外文文献方面，碍于华侨农场在政治上的特殊性，整体上相当薄弱。境外学者主要采取三种研究路径：一是收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新闻报道、政策文书等二手资料，重点分析1949 年以来的归难侨安置政策；二是以20 世纪70 年代从内地迁移到香港的归难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群体的记忆挖掘来描摹华侨农场的发展历程；三是还有极少数海外学者利用自身的华人身份或在中国求学之便，能够深入到华侨农场，进行在地化研究。虽然其中不乏精品，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有些研究对我国安置政策及归难侨命运的评价有失偏颇。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学者对我国制度的偏见，另一方面是作者的访谈资料全部来自于20 世纪70 年代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归难侨。他们刚经历特殊历史时期，更易选择讲述在内地经受的苦难。后来的研究则证明该群体尽管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内地迁往香港，但仍然怀有对祖国的热爱与认同。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立足国内文献，选取相对客观的外文文献，按照研究专题进行回顾与评述。
(一)农场史与综合性研究
农场史与综合性研究多见于专著或硕、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两种常见思路。第一种是对华侨农场发展历程或1949 年以来归难侨历史的全景描绘。如2018 年，由国务院侨办与中国侨联联合推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组织、协调7 省侨联与84个华侨农场共同编撰的《中国华侨农场史》丛书出版。该书是国内外第一本全面、系统展现华侨农场历史的著作，不仅从宏观上分析了华侨农场的缘起与建立、体制改革、国家政策扶持、生产经营、社会结构、发展现状与前景，还分省进行个案研究，深度记录了84个华侨农场的发展历程。汉学家格伦·彼特森(Glen Peterson)在2012 年出版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侨》，详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归侨与侨眷的政策，并在第五章回顾了自20世纪50年代接纳归难侨的历史及华侨农场的形成。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包括安置归难侨在内的侨务政策是由两种互相矛盾的动力促成，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归侨、侨眷与海外华人保持跨国联系，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实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考虑。
第二种则是对于个案的全貌性展现，即以某个华侨农场或某地归难侨为研究对象梳理社会变迁脉络，涉及生产生活、社会交往、风俗习惯、群体认同等各方面。如，李明欢曾在2001 年组织研究小组深入厦门松坪华侨农场进行人类学调查，细致考察了该农场的建立历史、安置情况、社区结构、归侨认同等，相关研究成果编入《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一书。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郑一省所著《瑶族归侨社会研究》，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少数民族归难侨的专著。该书以广西十万山华侨林场的瑶族归侨为研究对象，立足扎实的田野调查，对该群体的历史、文化、生计模式与社会生活进行了细致描述。该书的一大亮点是突出展现了瑶族归侨从跨境迁徙到集中居住的生计方式变化，及家庭制度、婚丧习俗、宗教禁忌等文化风俗的在地化适应。
(二)安置工作与国家政策研究
集中安置制度及国家政策变化决定了华侨农场的发展轨迹。相关研究主要采取两种视角：其一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即梳理国家层面的安置工作及政策对各地华侨农场的影响。如张小欣以广东省档案资料为基础，梳理了“九三〇”事件发生后，我国安置印尼归难侨的具体过程，并指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安置工作具有维护中国海外侨民权益和国家外交利益的双重意义；新加坡华人学者何琳贻(Elaine Lynn-Ee Ho)主张从族群地缘政治(ethnic geopolitics)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安置政策，她认为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因东南亚国家排华而回流到中国的移民本可被归类为“难民”，但政府有意赋予其“归侨”与“难侨”的双重政治身份，并给予优先安置待遇。该文将中国安置归难侨的案例视作离散后代回流的特殊类型，进而探讨共同血统隐喻的“族群特权”在移民安置中的关键作用。黎相宜注意到前人研究的不足，主张从国家需求的角度来挖掘归难侨安置制度以及华侨农场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她认为政府对华侨农场及归难侨的政策导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设立之初强调照顾归难侨的“政治任务”，到体制改革后注重“经济发展”，再到后来对“社会和谐”的重视。无论国家抑或地方政府都必须去平衡华侨农场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间的两难。这种二元需求与中央——地方关系因素的互动，共同影响了华侨农场政策的变革轨迹与治理绩效。
其二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具体分析某地的安置工作及其对国家政策的实践。如，梁姣细致呈现了广西武鸣华侨农场安置东南亚九国归难侨的历史过程，张赛群探讨了福建在华侨农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举措等。这些研究尽管在资料的整理上有较大贡献，但理论分析有所欠缺。
(三)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华侨农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学术成果丰富且庞杂。尽管国家提出了改革的宏观要求，但各省、各地的具体条件和情况不同，改革过程存在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这也决定了学者大多从地方性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体制改革模式、发展路径、改革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如，杨英等人将广东省国有农场体制改革的基本模式分为镇管模式、区场合一模式、多层级关系模式、镇场合一模式和镇场(公司)分治模式，并指出现行体制仍然存在改革不彻底，地方政府权、责、利难以得到保障，遗留问题较多，政企协调机制缺乏，运作不畅，存在着明显的企业“越位”及政府“缺位”现象等问题。许金顶以厦门竹坝华侨农场为个案，考察改革模式与效果，分析其发展面临的困难，并指出华侨农场要彻底解决发展问题必须倚重政策的调控。还有学者研究了华侨农场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安居工程、扩大就业等各项具体政策的落实情况。外文文献方面，香港岭南大学韩小荣(Han Xiaorong)结合实地调研与历史文献分析，指出华侨农场融入地方的过程中存在三个显著问题，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不同地方华侨农场的差距，富裕地区的华侨农场在新体制中获益更多；其次与中央和省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注重经济效益，不太关心归难侨的特殊权益；最后由土地开发引起的矛盾也困扰着华侨农场的整体发展。
笔者比较近二十年的文献发现，在论及华侨农场改革的问题与对策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相似度极高。绝大多数学者提到华侨农场管理权责不明、农场债务重、社会包袱大、职工收入低、缺乏生产积极性等问题。这说明即使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转型，突出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学者们的对策建议也大同小异，包括加强场员素质与思想认识，明晰发展定位，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明确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建立激励机制等举措。这些对策研究流于一般化，未能观照到华侨农场在政治与社会上的特殊性，从而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策略。除此以外，近几年伴随休闲农业的兴起，华侨农场依托归侨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业。陈成栋考察了福建华侨农场的旅游业发展过程，指出整体上存在经营不善、市场定位模糊、异域风情旅游产品市场吸引力下降、“旅游六大要素”发展参差不齐、旅游产品知名度低、缺乏对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保护意识等系列问题。
(四)归难侨社会再适应研究
经过几代人在海外的本土化融入，归难侨早已深深打上住在国的社会与文化烙印。回国后，他们不仅要在政治上重新适应，还要完成生计模式与社会角色的转变。而国家对华侨农场的改革，又将归难侨从集体生活模式直接推向市场竞争，使他们不得不经历社会再适应过程。研究者主要从社会融入、文化适应与经济适应对归难侨群体的社会再适应展开研究。
归难侨社会融入研究成果涵盖了通婚、阶层流动、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等议题。孔结群考察了20 世纪70 年代末安置在广东小岭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与本土社会的互动。该群体的本土关系建构经历了从隔阂到友好两个阶段，其中安置政策与文化差异是两大重要影响因素，而这种关系的转变也反映了越南难侨逐渐适应并融入当地，在社会角色上由寄居者向定居者转变。黎相宜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归侨群体内部社会融入差异的社会文化机制。她以广州南涌华侨农场马来西亚归侨与越南归侨的比较为例，指出不同归难侨群体所形成的聚集状况与亚群体网络内部形成的资源及价值观是造成其多向分层融入的关键因素。李明欢重点研究了后集体主义时代，归侨职工的诉求与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与周边靠土地获益的农民相比，归侨职工从政府由“无所不包的保护伞”到“有组织的去责任化”感受到强烈的失落感。原先享有共同地位的农场职工唯有通过重建“爱国华侨”的集体身份来争取最大利益。在制度化个体化进程中，重建新时期的归侨群体认同成为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
文化适应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侨居地文化的延续及与当地文化涵化的过程。胡修雷以海南“印尼村”为研究对象，指出归难侨强调旅居在外的文化记忆，并将侨居地文化展演在华侨农场，是多元文化适应的结果。他从侨居地文化情结的惯性延续，归难侨集中安置政策，华侨农场和周边社会的相对隔离，归难侨自身因素以及政府的推动作用五个方面探讨了“印尼村”产生的根源。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陈志明研究了泉州双阳华侨农场南山街道的巴厘归侨文化再地域化的问题。他指出这些归侨在南山再地域化了巴厘华人的生活，在语言、饮食、消费与社交上都保留了巴厘文化习惯。他们在新的时空脉络中重塑了巴厘华人文化，创造了一个既不同于巴厘人又不同于闽南人的特殊社区。此外，他还聚焦归难侨的具身化体验，以广东英德华侨农场为个案，探讨这些“回归者”通过构建群体共享的文化生活来进行自我调适，并建立新的“家园”认知。该文将“做家”视作一种社会过程，并考察了国家政策对归难侨重建家园的影响。
华侨农场改革后，归难侨与周边农民的经济条件差距拉大，不少人处于“工非工”“农非农”的尴尬境地。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归难侨群体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述的完全指望政府救助，而是展示出对经济环境的主体适应。郑宇、胡梦蝶探讨了云南省甘庄华侨农场苗族越南归侨的经济适应机制，是少有的展现归难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主体性的研究成果。该研究特别强调苗族归难侨在制度供给的空隙中发挥了族群主体性，即通过苗族特有的联合家庭生计模式进行开荒，获得大量土地资源支撑。在不同发展时期和特定语境中，制度供给、资源支撑与族群主体性相互嵌合与改造，赋予了归难侨经济适应机制阶段性调适的动态特征。
(五)归难侨群体认同研究
早在2003 年，李明欢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归难侨的认同意识为何未在主体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消失，反而得到固化并形成强烈的群体标识？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围绕归难侨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建构机制及发展变化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归难侨自身的文化特殊性与国家政策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关键原因。郑一省认为，在集体居住和生产模式下，来自不同国家的归难侨形成了区别于当地人的“归侨文化”，他们有着“当地人”与“归难侨”的双重身份，是介于“当地文化”与“华侨文化”间的特殊群体。黄静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分析了北京印尼归侨的身份认同。张晶盈则主张集中包办的安置政策虽然可以迅速、有效、稳妥地安置大批归难侨，但却是造成华侨农场归侨认同意识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之一。
认同建构的研究最为丰富，且都有着独特的理论视角。俞云平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归侨群体的社会关系建构，展示了归侨与非归侨的文化差异，并剖析了归侨认同的形成机理。孙晟从家园归属感的多元转换来理解印尼归侨群体认同的建构过程，认为经历了“记忆的家”、“现实的家”与“向往的家”的变迁，他们在跨越社会——文化边界的实践中一步步建构家园，重塑群体认同。刘朝晖从社会记忆对群体认同的型塑作用切入，指出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归侨意识”始终贯串在归侨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它随着时间、场合与不同的社会化情境出现“结构性失忆”的变化，是一个交织多重利益的社会心理过程。孔结群在此基础上提出“苦难历史记忆”的建构逻辑，个体在跨境迁移、文化调适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以及外在宏观国家政策的作用力，共同塑造了越南归侨难民共同体的想象。上述研究多从归侨整体或某一国归侨予以分析，而日本学者奈仓京子则挖掘了归侨群体认同的内部差异。她采用“多元社区”来解释同一农场内印尼归侨、越南归侨、有职工身份的场员、无职工身份的临时工等不同亚群体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动态，揭示了归侨社区内部的高度复合性群体关系是其调适和整合机制的基础。
随着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变革，归难侨群体认同也不可避免发生流变。姚俊英强调从跨界的角度来认识归难侨身份认同的变化。她认为20 世纪70 年代末，越南归侨借助国际难民身份的出国潮，使其跨越了身份认同的边界。群体内部存在侨居地认同、公民身份认同、难民身份认同、同姓认同与工具性认同等多种身份认同。姜振逵、刘景岚主张归难侨群体已分化为具有不同认同的亚群体。他们不再将住在国文化背景作为分类标准，而是另辟蹊径地从社会身份复杂性维度出发，将归难侨群体分为“归难侨群体”与“过路客群体”，指出后者在社会身份认同上比前者更前进一步，较低的社会身份复杂性是其向国家公民社会身份转化的主要阻碍。
(六)华侨农场治理研究
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衍生了一系列社会后果。于归侨个体而言，涉及社会再适应与身份认同；而于华侨农场整体而言，则包括发展困境与社会治理难题。但学者的研究焦点集中于华侨农场的发展前景上，以至于治理问题被忽略了。尽管有些研究中偶有提及华侨农场基层管理中的问题，但以此为主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寥寥无几。黎相宜的《政策性地位、区别化治理与区别化应责——基于一个移民安置聚集区的讨论》一文是华侨农场治理研究少有之力作，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她发现特殊侨务政策与普遍化治理结果间的巨大张力是导致华侨农场难治理的根本原因。国家的优惠政策赋予华侨农场政策性地位，进而导致宏观层面区别化治理框架的生成。基层政府一方面要达到国家治理的普遍化要求，但又受到侨务部门权威对其行为逻辑的刚性约束。在此治理困局中，基层政府只能对华侨农场内的归难侨与普通职工区别对待，进而发展出一套规避治理风险的区别化应责策略。该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抛弃了以往将华侨农场难发展归因于归难侨“等、靠、要”的观点，从宏观治理框架层面找到了华侨农场的社会治理症结。
二、已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一)主要特点
不难看出，学界围绕华侨农场及归难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并产生了一些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华侨农场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参与，立足实证的特点。农场史与安置政策的研究形成了历史学与政治学共同探讨的学术传统；而华侨农场的经济体制改革又引起了经济学与管理学学者的持续关注；人类学、社会学学者依靠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优势则推动了归侨身份认同与社会再适应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上述哪一个学科的研究，都对某地的华侨农场做过不同程度的实地调研，在一手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
二是研究者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既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又有各级侨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有热心侨史研究、来自各个华侨农场的民间力量。这也造成华侨农场研究成果的水平参差不齐，既有精深的理论文章，又有一些简单的现状描述与政策介绍性文章。
三是华侨农场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立场的交织，宏观与微观视野的并重。已有研究不仅从华侨农场整体出发为未来发展建言献策，还注重归侨个人生活史的呈现，通过对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建构、社会适应意愿等个体心理的剖析来展示归难侨的命运。既有对国家政策与制度变革的宏观探讨，又有基于具体归难侨社区的个案讨论，在突出华侨农场政治特殊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归难侨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行动策略。
(二)存在问题
1. 主体性呈现不够
从研究主题上看，半数以上的研究成果是关于安置工作与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析。这部分研究大多从宏观视野出发，对归难侨个体的差异与能动性的展示难免有所欠缺。如学者们在谈及华侨农场经济转型时，往往将农场整体作为行动主体来分析改革举措的成败。这种偏宏观的思路固然可以提出对农场整体发展的有益建议，却未能说明同一农场内部不同个体、家庭在改革过程中的差异性。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只能看到华侨农场领导层、当地政府对改革的道路选择，却感受不到普通归难侨群体在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同个体是如何对制度性变革做出回应的，是积极谋求新出路，还是被动地接受制度安排，抑或是将“侨”的身份作为弱者武器来争取利益？这些鲜活个体在制度变革中的探索与行动被淹没在宏观的叙述中。
2. 研究方法单一
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学术成果几乎都是立足质性研究方法展开讨论，缺乏大数据支撑与量化分析方法的运用。归侨的身份认同、社会再适应等社会学、人类学的传统研究话题，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本无可厚非，但适当地结合问卷分析，展示相关的调查数据，有利于将微观个案推演至中观的比较研究，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度。而最应采用计量研究方法，以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为主的华侨农场经济转型专题，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是对存在问题的定性评述。由于缺乏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导致该专题的成果在整体上呈现出研究深度不足，研究结果流于表面的问题。
3. 理论建构不足
从研究价值上看，外文文献注重在被迫回流移民研究的理论中试图创新，而国内文献多以现象描述为主，缺少学理探讨。笔者通过对86 篇中文文献的仔细研读，发现其中建立自身理论框架的论文不足15 篇；且许多论文的研究视角和叙事方式仍是问题式的，以对策研究为导向，缺少理论关怀。有些学者仅注重突出归难侨的特殊性，忽略了他们仍然属于国际移民群体，没有与前沿理论观点进行对话，更不会将其置于国际移民回流问题领域内展开讨论。若站在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高度重新审视，不仅能够使华侨农场与归难侨研究摆脱边缘地位，充分凸显其学术价值，还有助于构建对华侨农场研究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层理论体系。
三、中国安置经验反思与未来研究展望
华侨农场既是带有中国政治语境的特殊社区，又是全球被迫回流移民聚集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变迁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评判。因此，想要提升华侨农场的研究价值，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就必须跳出就中国特色论华侨农场的窠臼，而要从全球被迫回流移民研究的视野来反思中国的安置经验。
(一)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安置经验
就已出现的被迫回流移民安置案例而言，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临时安置”或“自我安置”办法。临时安置是指回流地政府以搭建难民营等形式来提供过渡性的住所，其优点是较为灵活，但也伴有安置容量有限的劣势，无法应对大规模、持续性的被迫回流潮。如阿富汗在2002 年接受了180 万回流难民，难民营物资紧缺，安置条件恶劣，百万难民面临生存危机，政府不断呼吁国际社会援助。自我安置是指被迫回流移民要自己想办法定居下来，该办法可以最大程度节省政府投入，但是缺少各类资本的被迫回流移民难以避免窘迫的生活处境，大量人口同时期涌入也挤压了本土居民，特别是中低阶层的生存空间。如叙利亚战争造成2 万亚美尼亚裔叙利亚难民回流到祖籍国，他们在自我安置过程中遭遇了许多障碍，住房问题与就业短缺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贫困是这些回流移民的生活常态，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未找到稳定的工作，还会因竞争岗位与本土居民发生冲突。
从全球视野分析，中国提供了一个大规模被迫回流移民“集中安置”的典型经验，避免了上述“临时安置”与“自我安置”带来的问题。紧急兴建华侨农场不仅解决了归难侨的住所问题，还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工作机会。尽管安置条件同职业选择与归难侨的期待相比有差距，但有效解决了被迫回流移民的生存困境，避免了突发性大规模人口涌入就业市场造成的社会动乱与经济危机。同时，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府无法在城市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因而以“面向农村、集中安置”为大前提。通过生产自救与政策扶持来安置归难侨的总体思路是可取的。集中安置政策，可以迅速、有效、稳妥地安置大批归难侨；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政府对于受排华风潮影响而回归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怀抱的归难侨进行特殊化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集中安置”也有一些弊端，主要体现在体制固化，缺少弹性。由于以国家强制力执行，这就注定了无论是归难侨抑或是政府都难以避免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后果。于归难侨而言，大锅饭体制容易滋长弱者的生活惯习，相对孤立的社区、政府的优惠政策与区别化管理，使其在与本土居民的交往中培育出一种特殊的亚群体身份；而对政府来说，长期的财政投入必然会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我国的集中安置办法虽然促进了归难侨经济上的融入，但由于政策性“飞地”的保护与区隔，使其未能在社会层面与本土居民实现有效融合。这与我国归难侨安置总体思路中存在的张力不无关系。一方面，政府意识到归难侨在生产生活上有困难，因而赋予其国企员工的身份及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对归难侨的文化特殊性重视不够，试图通过华侨农场的改造使其快速融入中国的社会环境。这种矛盾使得安置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制造特殊”与“打破特殊”的交织上演。这说明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对归难侨群体的特殊性与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性缺乏全面认识。
(二)未来研究可拓展之处
通过回顾已有文献，不难发现学者围绕华侨农场与归难侨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特殊性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华侨农场改革后的发展前景建言献策。但是有些问题一直被忽略，且近些年来华侨农场出现新情况，归难侨群体也有新变化。有鉴于此，基于对上述文献及存在问题的梳理，本文提出如下未来研究可拓展之处。
1. 研究对象
回顾前人研究发现，学者多从群体研究的视野来分析华侨农场内的归难侨。这种研究取向难免导致归难侨主体性呈现不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引入个体研究视角，一方面要加强对个人生活史的分析，关注微观的情感与认知领域；另一方面要明确归难侨个体的权利与义务，及其与相关利益攸关者的互动关系，探讨移民个体与不同层级政府在安置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以期为归难侨更好发展提供借鉴。此外，以往研究是以华侨农场为中心，但安置在城市工厂等领域的归难侨群体未受到足够重视。未来要突破研究焦点场域的限制，多关注那些安置在华侨农场之外的归难侨群体。
2. 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注重的是不同华侨农场及归难侨群体基本情况与发展境遇的描述，通过个案呈现来展示不同政策环境下归难侨同地方社会与政府间的互动，但在华侨农场比较研究与宏观共性问题上却显得解释力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加强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通过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掌握较为全面的数据，有助于对华侨农场的发展前景、归难侨的社会融入程度等问题进行更为准确的分析，从而提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对策建议。
3. 研究主题
到2015 年，华侨农场改制基本完成。伴随国家发展导向的转变，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有所变化，研究主题和内容也应进行新的拓展。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归难侨口述史的整理与抢救。距离第一批印尼归难侨回国已届60 年，彼时回来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还有很多人已离开人世。因此，归难侨口述史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对归难侨生命史的研究，能极大程度地发掘该群体在历史浪潮下的能动作用，弥补前人研究中主体性呈现不足的缺陷。
二是归难侨后代的社会融入路径。尽管已有学者研究了归难侨子女的社会融入差异，但却未深究具体融入路径的选择及其多样性。事实上，归难侨后代社会融入路径涉及很多值得关注的学术话题：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归难侨子女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融入方式？散居或已城市化的归难侨后代在社会资源的获得上比聚居农场的群体有哪些优势？他们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与社会交往上多大程度保留了“侨”的特征？
三是归难侨及其子女的认同变化。归难侨的认同建构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会随着代际、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而是一个常做常新的课题。例如，散居归难侨的认同问题，该群体在离开华侨农场后如何看待与彰显自己的归难侨身份？是如前人提出的保持“过路客”心态，还是在定居地构建出新的地域认同？再如，那些在农场出生，却没有农场成员正式资格，且在市场竞争中未借助到“侨”资源优势的群体，他们与父辈的身份认同有何区别？
四是华侨农场社会治理问题。社会善治包含了“有序”与“发展”两大主题。以往学者多偏重于解决华侨农场的发展滞后问题，对影响基层社会稳定的现象关注不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乡村基层治理问题愈加重视，提出要构建“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然而，目前华侨农场基本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自治组织未能发挥应有功能，场员的参与度低。如何激发归难侨群体的积极性，构筑公共参与网络，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实现基层社会善治，乃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摘自：童莹、王晓：《被迫回流移民安置的中国经验——华侨农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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