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n Ding怎么都不会想到,2019年的一通电话,是他这辈子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交谈。


“我爸在国内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看到父亲双目紧闭、口鼻插满导管的照片,Sean Ding流下眼泪,久久不能止住。


“我已经听到好几个华人说他们在疫情期间,国内老人去世....最后就是通过iPad,看国内办葬礼,就只能这样,”Sean Ding说。


不少作为独生子女的第一代移民选择给父母办理移民,接到自己身边养老。但申请父母移民签证又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和Sean一样,面临父母养老难题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移一代们。


据澳大利亚内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2020-2021移民计划报告》,截至2021年6月30日,父母移民签证积压的总申请量为114,359份,和去年同期的108,659份相比,增长5.2%。


而父母移民签证的配额每年仅为4500个,严重紧张的配额导致排队等候的周期十分漫长。


“父母要从50岁,等到90岁,”从事风险预测行业的Rachel Lu告诉ABC中文。


从事留学签证10年的业务总监张懿表示,在她服务过的案例中,不少父母“在等待期间去世了”。


申请父母移民:不为PR,只求陪伴

Rachel Lu是于2007年拿到永居(PR)身份的。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表示当时父母还年轻,并没有来澳大利亚长住的打算。


父母年纪大了后,想法开始转变,还是觉得“养老在女儿身边会比较好”。


父母移民签证分“临居”和“永居”类、“付费”和“非付费”类、“年迈”和“非年迈”类、及“境内”和“境外”递交类。


张懿说,通常办理最多的是143(付费类)或103(非付费/排队类)签证,大多都是子女移民后帮父母办理的。




付费类143签证除常规申请费外,还需支付10,000澳元的担保费及43,600澳元的贡献金。


在获得143签证的10年后,担保费会被退回,而贡献金相当于“第二阶段的签证申请费”,不会退回。


2016年6月13日,Rachel Lu给父母递交了143签证的申请,今年2月28日下签,历时五年零八个月。


尽管历时将近六年,她还是很庆幸“还好16年就办理了,现在给父母[办移民]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张懿说很多人给父母申请移民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拿到PR,就是为了可以有个签证陪伴左右”。


申请量增加 但配额减少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张懿表示父母移民的申请人数有所增加。


“可能也是因为疫情让大家觉得团聚不能再等了吧,”张懿说。


根据澳大利亚内政部数据,2020/2021财年父母移民签证总申请量为14,827份,和上一年总申请量12,664份相比,增加17%。


而父母移民签证的配额自2018/2019财年由6805个被削减至2019/2020年的4500个后,一直维持现状,其中103非付费签证配额900个,143付费签证配额3600个。




Rachel Lu分析,按照103签证申请现积压量(36,000份)及其每年的签证配额(900个)来计算,现在申请预计等待审批时间为40年。


而对于成本较高的143签证,她表示3600个配额中,还要分流一部分给103转143的人,“所以真正可以给143的可能只有2000多[个配额]”。


澳大利亚内政部2022年1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43付费签证目前审理至2016年6月递交的申请,而103非付费签证则刚刚审理至2010年10月。


在过去两年里,143付费签证的移民审理进度只推进了一个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顺利下签后,Rachel Lu计划9月份把父母接到澳大利亚,但她也有新的顾虑。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和澳洲的距离不是一趟飞机那么简单,”Rachel Lu坦言。


“国内朋友亲戚多,生活比较精彩……像我妈在国内的时候比较爱出去和朋友聚会旅游的,来这边以后她就觉得有些不适应,” Rachel Lu说。


对已经顺利下签的Rachel Lu来说,这条漫长的移民路她算是到达了终点。


而对于同样是独生女的吴洋来说,万里长征却还没开始。两年来,她心里一直有块放不下的石头。


母亲在澳大利亚和她共同生活了两年,而父亲却因接种的疫苗不被澳大利亚政府认可而无法入境。


远隔重洋,吴洋只能每天和父亲视频,托姨妈和姑姑帮忙照看独居的父亲。


她计划给父母申请移民签证,想把父亲接过来早日团聚,然而这条路却比她想象中更加难走。


父亲无法入境,加上父母移民漫长的等待期。面对这两座大山,她束手无策。


老人移民后能否适应澳大利亚生活也是不少子女的困扰。


“对我爸妈来说,听到十几小时的舟车劳顿就立马退缩了。而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过来以后语言难沟通、生活不适应也是个巨大的问题,”Sean Ding说。


回忆起五年前的决定,Sean表示:“我离开时,有亲戚说我是为孩子牺牲了父母,当时觉得言重了,如今想来其实是言中了。”


“我母亲还是会怪我,当时会走[移民]这一步。但已经没有当时那么强烈了,她已经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Sea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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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留学移民都要重新考量,必须先回答这三个问题
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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