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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代孕

广州代孕:夫妻借腹代孕 丈夫死后孩子终审判给妻子

  婚后未能孕育的夫妇两人求子心切,想方设法找来卵子然后再“借腹代孕”生了一对龙凤胎。然而一双儿女才满三岁,孩子的父亲却突然患病离世。为此,在公婆和儿媳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孩子监护权的诉争。

  对孩子们而言,抚养他们多年的妈妈并无血缘关系,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已业已年迈……今天上午,这场全国首例代孕龙凤胎监护权争夺纠纷,终于在上海一中院终审宣判。

  不孕夫妇“定制”代孕龙凤胎

  有过两段失败婚姻的高俊是高家的独子,2007年4月,他与同样离过婚的李琳登记结婚。婚后,李琳向丈夫透露自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主动提出希望抚养与丈夫有血缘关系的子女。经过商量,两人决定以找人代孕的方式“圆梦”。

  他们找到一家代孕公司,购买了他人的卵子,并由高俊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委托另一名女性代孕分娩生育。前后花费了数十万元后,高俊、李琳终于在2011年2月有了一对可爱的龙凤双胞胎小清和小诗。

  突生变故公婆儿媳诉讼“夺宝”

  2014年2月,高俊因急性胰腺炎突然离世。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高家二老和儿媳之间因为孩子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12月29日,老高夫妇将李琳诉至法院,为孩子的监护抚养问题对簿公堂。

  老高夫妇诉称,儿子高俊是两个孩子的生父,但李琳与孩子无亲生血缘关系,故要求由其夫妇取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为证明自己的抚养能力,老高夫妇还拿出了一份居住在美国的女儿出具的承诺,证明女儿愿意协助他们抚养两个孩子。

  李琳则表示:“两个孩子一直是我在抚养,应推定为我和高俊的婚生子女。如果无法认定为婚生子女,那他们自出生之日起便与我共同生活,亦形成事实收养关系。”

  李琳的诉讼代理人也辩称,如法院无法认定小清、小诗为高俊与李琳的婚生子女或事实收养子女,那么在无法确定生母是否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况下,也应驳回原告老高夫妇要求成为监护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审理中,DNA鉴定结论显示:不排除高俊父母与小清、小诗之间存在祖孙亲缘关系,可以排除李琳为小清、小诗的生物学母亲。

  一审法院认为:李琳与小清、小诗之间欠缺法定的必备要件,故未建立合法的收养关系;代孕行为本身不具合法性,李琳与小清、小诗不构成拟制血亲关系。据此,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判决,小清、小诗由原告老高夫妇监护,李琳将小清、小诗交由两原告抚养。

  二审改判监护权归属抚养母亲

  一审判决后,李琳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了上诉。

  2015年11月16日,本案由上海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双方围绕着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认定;李琳与小清、小诗是否成立拟制血亲关系;小清、小诗的监护权归属问题等争议焦点,展开了激辩。

  李琳当庭称:“如果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我将以自己的能力抚养,并同意法院将两名孩子继承所得的财产冻结,等孩子年满十八周岁之后再给孩子。”李琳还表示,如其取得两名孩子的监护权,会同意公公婆婆探望孩子。

  但这一番表态并不为老高夫妇所接受,他们始终坚持要求取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上海一中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清、小诗是李琳与高俊结婚后,由高俊与其他女性以代孕方式生育的子女,属于缔结婚姻关系后夫妻一方的非婚生子女。两名孩子出生后,一直随高俊、李琳夫妇共同生活近三年之久,高俊去世后又随李琳共同生活达两年,李琳与小清、小诗已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权利义务适用《婚姻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而作为祖父母的老高夫妇广州代孕,监护顺序在李琳之后,故其提起监护权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同时,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由李琳取得监护权亦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最终,上海一中院终审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老高夫妇的原审诉讼请求。

  (二)法官说法:代孕衍生法律关系待厘清

  代孕所生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关系到代孕目的的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代孕所生子女的权益保护等,更需考虑到公众基于传统的伦理观念、文化背景等的接受程度。

  目前,我国法律对此缺乏相关规定,理论上主要有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或称人工生殖目的说)、子女利益最佳说之四种学说。我们认为,“分娩说”符合传统民法中“分娩者为母”的认定原则,亦与其他两种人工生殖方式中的亲子关系认定标准相同,且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原则及价值观念。另外,“分娩者为母”的认定原则,亦与我国目前对代孕行为的禁止立场相一致。由此认定,广州代孕本案中作为代孕所生子女,其法律上的生母应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为代孕者;法律上的生父则为具有血缘关系的高俊。由于高俊与代孕者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故所生子女当属非婚生子女。

  本案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子女范围不应仅限于婚生子女,亦应包括非婚生子女。而《婚姻法》在区分直系姻亲和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时,是以是否存在抚养教育的事实作为衡量标准的,至于子女的出生时间在缔结婚姻之前还是之后,并非认定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实质要件。

  五年来,李琳已完全将两名孩子视为自己的子女,并履行了作为一名母亲对孩子的抚养、保护、教育、照顾等诸项义务,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这一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一旦形成,并不因夫妻中生父母一方的死亡而解除,故高俊的死亡并不能使李琳与两名孩子之间,已存在的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终止。

  考量监护权归属儿童利益为大

  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广州代孕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从双方的监护能力、孩子对生活环境及情感的需求、家庭结构完整性对孩子的影响等各方面考虑,监护权归李琳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据此认定,小清、小诗的监护权应归于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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